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恶性案件尤其受到瞩目与讨论。2024年初，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残忍杀害自己同学并埋尸案件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以及量刑等问题提出了深刻的思考。本文作者通过2014年至2023年十年间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统计数据，以及个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撰写此文，以期为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
作者对2014年至2023年十年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数据进行了梳理，并将其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数据进行了整理。
从涉及未成年犯罪的人数来看，自2014年开始逐年下降，至2018年开始反弹，并在2019年大幅上升了25.2%（较2018年）。其中2020年—2022年三年疫情期间明显有下降趋势，尤其在疫情管控最严的2022年，犯罪人数较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35.5%，而在疫情结束的2023年又上升了29.8%。以此数据来看，作者认为疫情三年使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期间学校的停课、疫情的管控有关，疫情解封后又陡然上升，可见在此期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下降的主要因素并非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教育的提高或与之相关因素的消减。
因2014年至2016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未就犯罪类型进行分项统计，现以2017年至2023年间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从上述数据上看，很明显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侵犯财产类（盗窃、抢夺、诈骗、敲诈勒索等）、妨害社会管理类（扰乱公共秩序、毒品、组织卖淫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类（故意伤害、杀人、强奸、猥亵等）三大类，而同时期成年人犯罪类型却集中在危害公共安全类（酒驾为主）、侵犯财产类、妨害社会管理类。那么，作者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类案件较为突出（与成年人犯罪类型占比具有明显差异），在作者办理案件过程中，该类型案件也确实为主要类型，其中故意伤害与强奸两类型案件尤为突出，年龄主要集中在14岁至18岁（初中、高中阶段），其次为侵财类案件中的盗窃、诈骗（电信诈骗“电话端”）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电信诈骗“银行卡”）。
根据上述统计、互联网数据及作者办理案件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1）男性占比高。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比成年人男性比例略高，以2023年数据看，成年男性占比为90%；未成年人男性占比为92%。
（2）离异家庭占比高。根据互联网数据（非官方数据，官方未予公布或统计），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来自离异家庭占未成年人犯罪的48%（有个别省市数据为60%，非官方数据），在作者近5年所办理涉及的未成年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来自离异家庭或再婚家庭的比例为100%。
（3）初中、中专比例高，而中专学校又占90%。
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因素。2018年至2023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未成年人犯罪率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父母离异、中考分流以及与不良少年接触等因素，成为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诱因。
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环境，家庭失和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未成年犯罪中，离婚家庭占比为48%。下图数据显示，自2014年至2019年期间离婚率持续增长，2020年至2022年大幅下降，2023年又大幅上涨，当然该走势原因与疫情封控、结婚率持续下降是主要原因。
但是，该走势与未成年人犯罪数据走势又大体相关。在离婚、再婚家庭中，父母出于对孩子的愧疚，会对孩子有求必应，孩子手中具有高于同龄人的零花钱，放纵学习生活要求，造成孩子过早脱离学校教育接触社会。主要体现在：情感空洞，父母缺位导致孩子安全感缺失，易形成偏激心理；管教真空，单亲家长疲于生计，放任孩子辍学混迹社会；负面示范，家庭争吵暴力行为被孩子模仿。
虽说我国社会法治教育从小学阶段即已开始，但教育部门仍以考试成绩（统考或中考）对学校及教师进行绩效考核，使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过渡阶段比较漫长，从而导致法治教育课程多半被主课占用，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偏弱。再者，自2018年开始实施中考分流政策，使学校进一步加强压缩了法治教育课程的时间。截至2023年，全国普通高中（普高）与中等职业学校（中职）的入学比例因地区和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总体趋势是普高与中职的招生比例接近5:5或6:4。这一比例是根据国家教育政策中“普职分流”的要求制定的，旨在平衡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可见中考分流政策使50%左右的初中生分流至中职院校，但目前我国中职类院校的管理与普通高中之间的差距巨大。据悉，全国范围内中职院校普遍存在学生名字在册登记，但人已经漂流在社会的情况。中考分流政策使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或还包括以下原因：标签效应，成绩歧视催生自卑与逆反心理；自我放弃，"职校生没前途"的认知引发破罐破摔；资源失衡，职校师资管理薄弱，难纠偏问题少年。
社会环境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社会风气不良、网络上有害信息泛滥、青少年容易受到不良诱惑和影响。例如，网络暴力、不良影视作品等都会对未成年人产生误导，导致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未成年人的社交圈对其行为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与“志同道合”的其他未成年人接触也可能成为犯罪的直接诱因，主要体现在：江湖义气，为"兄弟情"跟风作案；三观扭曲，崇尚暴力、拜金等畸形价值观；监管盲区，家庭学校失守，不良团伙乘虚而入。
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父母离异、中考分流和不良少年接触或是重要的诱因。
政府开设"父母课堂"，指导离异家庭科学育儿；建立社区心理服务站，填补孩子情感空缺；严控未成年人非在校时段，防止过早社会化。
调整中考分流比例，推迟人生分水岭至高中后；职校升级，投入专项资金改善教学条件，推行"技能+法治"双轨课程，与企业共建实习监管体系。
网络清朗行动，严打暴力、色情等有害信息；建立不良少年预警机制，学校-社区-派出所信息联网，问题青少年强制参加行为矫正营，打造"第二课堂"，即社区组织文体活动，提供正向社交场域。
综上，破解未成年人犯罪困局，需要家庭修补情感裂痕、教育打破分流歧视、社会清除污染源头的三方协同。唯有构建完整的保护链，才能让迷途少年重返正轨。
作者简介
王宇律师，大学本科学历，具有十余年法律职业工作经验，现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王宇律师现专注于解决刑民交叉类案件、中大型企业法律疑难问题，在经济犯罪、公司重大诉讼、交易中提供法律服务。目前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政府法律服务团队服务，并担任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发展中心、鄂尔多斯大美绿城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鄂尔多斯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圣圆纳林陶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伊金霍洛旗天骄创投运营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