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商就是一个国际性的电子商务产业。就其实质而言，是利用网络平台与科技手段，在世界各国、各区域内进行商业贸易。更具体地说，是指在互联网平台上开展商务交易的主体不在同一个国家，而是在网上电商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平台上进行交易，完成支付过程，最终由卖方将货物通过国际物流从卖方所在地邮寄给买方，从而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贸易商务流程。

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跨境电商企业也将面临着转型升级。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数字中国”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并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近年来，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相继出台，为中俄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平台，这也是国内的电商企业千载难逢的机会。但跨境电商还受备货的风险程度，市场环境、物流时效，汇率波动，支付体系的影响，都会使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大，这也意味着跨境电商需要把握住发展契机，积极应对挑战，促进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电商的方式，企业与顾客可直接进行对接，加强与顾客的交流，同时也减少公司的交流成本输出，从而提升各企业的“硬实力”。

在跨境电商物流活动的整个流程中，因为其发展时间不长，而且在我国的立法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每个步骤都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其主要采取尊重意思表示原则，这就造成了当发生超过合同所规定的情况时，当事人需要进行协商来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又没有清晰的法律规范，这就增加法律风险的概率。然而，目前我国的物流立法不健全，涉及消费者、航空、铁路、保险、供销等诸多利益主体，存在着一种无序状态，由此导致市场秩序和价格的紊乱，市场体系不完善。因此，尽管电子商务物流行业发展迅速，但相应的法律法规却很少，这使得物流企业面临着一定的法律风险，从而也会限制其发展。

首先，以往的传统物流包括仓储、运输和加工，虽然中俄跨境电商物流的服务职能比传统的物流更加精细，但其合同仍是以基础服务为主。此外，物流合同也带有加工、承揽的特征，这是由于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的区别越来越大，增值服务也越来越多，物流经营者还经常为货物提供包装、进行分拣等服务。

其次，如果跨国物流企业受自身能力所局限，无法为中俄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全程的物流服务，那么就会与其他的物流企业签订合同，获得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个阶段，跨境物流公司可以被视为一种中间人，与跨境电商公司建立了一种经纪代理合同的法律关系，而不是普通的物流契约合作关系。

最后，跨国物流企业因资金短缺或设施落后，往往采用分包的形式来满足顾客的需求，如将包装、装卸等工作分包给搬运企业，将运输业务分包给运输企业，这种情况下，两家公司之间就形成代理法律关系，以自身的名义跨境物流企业可以开展相关活动，但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也仍然是跨境电商公司的。

以上列举出来的这三种合同法律关系，大致覆盖了跨境电商物流的每一个方面，它的业务范围很广，合同主体也很多，内容也很复杂。但目前我国的相关规定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为跨境电商物流产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并没有制定一部完整的物流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是采用民法中的有关条款来解决，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

目前，我国的物流法律服务制度还比较滞后，基本上都是针对各个阶段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制订出相应的标准和方法，导致在物流问题的处理中，往往会使用与此有关的法律法规来解决。在处理中俄跨境电商物流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冲突和争议时，经常会遇到各种情形，这就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以确保问题完全解决。目前，我国物流立法大多建立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社会环境中，已很难与国际接轨，跨境电商物流发展的要求亟待修订和完善。当前，“多而散”已成为我国物流法制建设的主流趋势，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物流法律法规进行充分整合，特别是针对中俄跨境电商的物流，保证法律制度的完善，弥补立法的不足。通过不断地修改相关条款，使法律法规更加健全。

完善的法律法规为跨境电商物流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政府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职能，从多方面了解跨境电商物流产业的发展需求，与相关部门加强合作，对跨境电商物流法律的具体问题给予法律保护，使跨境电商物流活动有法律支撑，当出现合同违约、货物丢失或损毁、间接损失无法赔偿等情况，也有明确的救济途径，在签约时可以对风险点进行预测，使双方面临的法律风险大大减少。

目前，对于跨境电商物流契约的性质尚无明确的界定，在国内，众多学者对此看法不同。一份完善的跨境电商物流合同要求向顾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除基础的合同条款外，还包含一系列的相关条款，将多个业务整合在一起，相互融合，形成承揽合同、行纪合同、保管合同、委托合同等法律体系。跨境电商企业与跨境物流企业的合作，其服务职能更为宽泛，是一种更为持久的互惠关系。在物流业务中发生纠纷时，双方的责任不应仅仅通过合同条款、合同签字等来认定，而应根据跨境物流企业的具体业务职能和项目来确定其法律性质。另外，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特定的区域中，它还具有委托、代理和受托等多种服务功能，可建立起物流链条，这个链条除了提供服务之外，还可以进行物流计划的制定，供应商的选择，以及信息管理的应用。因此，跨境电商物流契约是一种综合的服务契约。

综上，跨境电商物流合同应当是一种“复合契约”，虽然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本质上仍是一种契约关系。如果刻意将物流合同固化下来，那么在各个阶段的主体在适用合同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这时，并不一定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合同标准和法律依据，只要根据双方的具体合同内容采取不同的合同规则，按照双方的职责进行合理的划分，这样才能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必须面向海外市场，但国际的法律存在差异，企业要面临税务海关等多个机构的监督，这也意味着最大的风险无疑是法律风险，这也是众多公司从事跨境电商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直接面对陌生的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也会遇到政府监管，知识产权，刑事，税收等风险。例如，在跨境电商公司的法律领域里，中小微型公司中常发生很多技术问题，大都与知识产权有关，这是由于中小微型公司的法律意识不强，容易引起知识产权纠纷，造成公司损失惨重。

我国的跨境电商主要采取两种运营模式，即海外直邮和保税进口，保税进口是最具风险的一种，因为这需要事先将商品运送到储存仓库，通常都是走海路，但走海路较久会增加旅途中的不确定性。此外，备货过多会造成商品滞销，公司的资金链也会随之增大；备货不足无法满足在旺季的供应情况，因此，库存量难以控制。

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的出现，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不稳定，国与国之间也出现众多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经济贸易摩擦等，这也增加了整个市场环境的风险。此外，还存在着诸如环境、社会等新类型的壁垒，它们不断地对跨境电子商务出口贸易造成威胁，这些贸易壁垒通过税收的作用，使消费者的购物费用上升，降低了消费者的跨境购买意愿，这将给跨境电商公司的产品销量造成很大的影响。

国家有关部门要为中俄跨境电子商务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尤其是针对中小微型企业的知识产权风险问题。此外，要大力普及跨境电子商务风险的知识，使中小微型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得以提高，只有当这些企业对法律和规则有了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好地掌握其他合作国的跨境电子商务政策，并加强和顾客的交流，避免发生突发政策造成的不利影响，减少因政策变化造成顾客产生不良体验。

企业必须在向不同的国家销售产品前要分析目标市场的需求，了解文化的可接受度，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升目标市场，并将当地的文化因素、消费习惯等相结合，开展本土化的宣传。对于积压产品，企业可通过与供应商进行跨界退换货一站式解决方案，在向供应商订货前，将产品的供货弹性纳入考量，并与供应商商谈快速响应需求，提升产品流转速率，使订单不确定的风险大大降低。

加强与顾客的交流，及时了解顾客的心理需要。在市场环境风险方面，公司也要更加注意和研究我国当前的市场环境，同时要分析国外的市场环境现状，如果出现问题或者是发生意外事件，也可作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与传统的电子商务模式相比，使用中俄跨境电商的用户将关注放在商品自身的品质上，而非仅仅关注价格低的优势所在。跨境电商大多以短视频展示、图片和文字等方式表达商品，消费者仅凭对商品的参数和外在印象进行判定，有关商品的一切信息都来源于平台的介绍，这就造成了消费者对信息的不了解。为了减少这一偏差，要加强与商户的沟通，并给予及时的反馈，以减少资讯不对称的情形。可以通过对产品的使用体验进行评估，让消费者对产品有一个客观地了解，并对企业进行监督。此外，中俄跨境电商平台的标准化管理，可以让消费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从而减少争议。

总而言之，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俄跨境电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这不仅对中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给中国的行政制度带来一定的挑战，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对外的开放水平，并在全球经济大环境下把握机会，使跨境电商发展达到新高度。